摘要： 改革开放初期20年，是我国民间文学领域有史以来翻译介绍外国理论成果最集中、最丰富、最系统的时期。这些翻译成果将当时世界民间文化研究最新成果展现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面前，开阔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视野，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武库。本文在介绍了这一时期国外民间文化理论大量引进情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受西方理论影响最大的神话和故事研究领域借鉴和创新成果，具体论述了原型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母题研究方法对中国神话研究的影响，以及比较文学、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对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影响，分析了相关学者的创新成果。本文认为，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点燃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热情，打开了中国民间文学通向世界的窗口;立足本国、借鉴创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在诸多领域产出了丰硕创新成果，开创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新辉煌。
关键词： 民间文学; 国外理论; 学习借鉴; 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初20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改革开放初期20年，我国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展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大量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借鉴外来文化成果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在全面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民间文化理论，学习借鉴外国理论与研究方法，创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范式和方法成为一种时尚。这一时期国外民间文学理论的引进既增进了中国民间文学学者对世界民间文化理论的学习借鉴，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
一、借鉴:国外民间文化理论的大量引进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打破了“文艺从属政治”的禁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被重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中国国门打开，西方世界文化色彩斑斓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另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需求，中国学者高度重视对世界各国文化理论、文化思潮的引进，对西方文化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形成热潮。
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就出版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名人名著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文化丛书》《比较文化丛书》《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学译文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学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原始文化名著译丛》，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等等一批外国译著，不仅出版规模大，而且很有系统性。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这些译本过去曾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为宏大、品格高蹈卓拔的一套汉译思想译丛，曾被胡乔木赞许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因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这套丛书将国外丰富精深的学术思想引入中国，开阔了几代读者的视野，滋养了几代学人的情操。再如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文化丛书》《比较文化丛书》，从1987年至1993年共出60种，被学术界称为“填补空白的壮举”“使文化史研究冲开一个新的天地”。在《比较文化丛书》“编者献辞”(1986年12月)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中国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
我们不菲薄历史。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怎样弘扬这份遗产，使其走向新生?我们也不盲从西方，如何借鉴、消化西方的成就，取彼长，补己短?这正是文化比较研究的题中之旨。1
(一)民间文化领域翻译出版的国外理论丛
在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理论著作大量引进的同时，世界民间文化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也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仅1985年至1995年10年间，民间文化领域翻译出版国外理论影响较大的丛书就有两种:一种是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包括《传说论》([日]柳田国男著，连湘译，1986年版)、《文化论》([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1987年版)、《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1986年版)、《金枝》(上、下册)([英]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1987年版)和《神话学入门》([日]大林太良著，林相泰、贾福永译，1988年版)等。另一种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民间文化译丛》，包括《民俗学手册》([英]查·索·博尔尼著，程德祺等译，1995年版)、《神话与文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1995年版)，《庆典》([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1993年版)、《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美]汤普森(Thompson,S.)著，郑海等译，1991年版)和《世界民俗学》([美]阿兰·邓迪斯(Dundes,A.)编，陈建宪、彭海斌译，1990年版)等。
(二)神话学领域翻译出版的主要国外理论著作
除上述丛书已列相关书目之外，主要著作还有:《神话与神话学》([日]松村武雄著、林相泰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神话与理性》([日]上山安敏著，孙传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日]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选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符号·神话·文化》([德]恩斯特·卡西尔著，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语言与神话》([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神话思维》([德]恩斯特·卡西尔著，黄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比较神话学》([德]麦克斯·谬勒著，金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世界古代神话》([美]塞·诺·克雷默著，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神话学》([美]戴维·利明等著，李培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世界神话大全》([美]唐纳·罗森伯格编著，张明等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美]艾瑟·哈婷著，蒙子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西方神话学论文选》([美]阿兰·邓迪斯著，朝戈金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神话的诗学》([苏]叶·莫·梅列金斯基著，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法]格拉耐著，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俄]李福清著，马昌仪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
(三)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翻译出版的主要国外理论著作
主要有:《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美]丁乃通著，孟慧英、董晓萍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简译本)，《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美]丁乃通著，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全译本)、《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美]丁乃通著，陈建宪、黄永林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美]斯蒂·汤普森著，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德]艾伯华著，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以及《日本故事学新论》([日]关敬吾，张雪冬、张莉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其中，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影响最大，该书英文本于1978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出版，是当代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最新最全的工具书。该索引以AT索引为标准，采用国际通用的统一编码，首次把中国民间故事纳入国际类型，为世界学者研究我国民间故事提供了方便。祁连休教授曾指出:“我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的节译本(1983年)和全译本(1986年)相继出版后，丁先生多次来华作学术报告并与中国学者座谈，引起了我和学界同仁的极大兴趣。”2
(四)民俗学领域翻译出版的主要国外理论著作
主要有:《民俗学入门》([日]后藤兴善等著，王汝澜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民俗学手册》([英]查·索·博尔尼著，程德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庆典》([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世界民俗学》([美]阿兰·邓迪斯编，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美国民俗学》([美]布鲁范德著，李扬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美]R.D.詹姆森著，田小杭、阎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等。
(五)其他民间文学领域翻译出版的主要国外理论著作
主要有:《高尔基与民间文学》([苏]尼·皮克萨诺伏著，林陵、水夫、刘锡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民间文学实习手册》([苏]科鲁格洛夫著，夏宇继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日]伊藤清司著，辽宁大学科研处编印1993年版)、《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法]石泰安著，耿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民间文学理论译丛》(第1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刘锡诚编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世界民间文学》(邓启龙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结构神话学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学问题》(陈连山著，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等。
关于这一期间民间文学领域翻译、介绍外国理论的意义价值，钟敬文先生在《对中国当前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1998年9月)一文中指出:
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结构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故事形态学也好，都可以用，但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当通达、消化了人家的理论，不消化的理论不能应用。3
这些翻译著作将世界民间文化研究当时最新成果展示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面前，开阔了他们的视野。随着这些理论著作介绍过来，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被学者们所借鉴，比如比较文学研究、原型批评理论、艺术心理学、精神分析法、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阐释学、系统分析、综合研究、类型研究、母题研究、故事结构形态研究、符号结构研究、解构主义研究等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均有运用，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武库，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二、创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这一时期国外民间文学理论，如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故事形态学等理论被介绍进来，使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方法呈现多样化局面。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外理论引进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的6种理论与方法:一个是神话学领域，主要有原型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母题研究方法;另一个是故事学领域，主要有比较文学、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
(一)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和母题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神话研究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的神话研究主要是借用传统的文学或文化研究方法，以客观反映论为主导，一方面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类”创造神话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引发出关于神话发展、演变和消亡问题的争议;另一方面，将神话的产生归于神话创作主体的“幻想”和“想象”，导致人们用主观推测的简单方式认识或解读神话，对中国民族神话系统做出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随着对外开放，当代西方神话学的各种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为中国神话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其中，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等对中国神话研究的影响最大。
原型批评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诺思洛普·弗莱。1957年他发表了成名作《批评的剖析》。弗莱认为，文学起源于神话，神话中包蕴着后代文学发展的一切形式与主题。正是在这个最一般的意义上，弗莱把神话称为文学的原型。在批评实践中，这种批评力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特别是神话原型)，并把一系列原型广泛应用于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从而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角度和空间。1982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刊登魏伯·司各特的《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一文，这是大陆学界较早介绍原型批评的文章。1983年，张隆溪的《诸神的复活》4,1986年，叶舒宪的《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1987年，叶舒宪的《神话-原型批评》，1988年，他又出版的《探索非理性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5，等文章和著作都系统评介了原型批评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理论特征。1987年，我国还译介出版了荣格的两本名著:《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6和《心理学与文学》7。一时间，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说成为学术热点。
随着国外原型批评理论的引入，我国学者利用这一理论开展神话研究，神话学界启动了重释先秦经典的研究，为此湖北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出版了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年)，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年)，萧兵、叶舒宪的《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年)，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4年)，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1997年)，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1997年)，萧兵的《中庸的文化省察》(1997年)等。这套丛书以文化还原为研究目标，希望揭示中国上古文化的神话知识体系，及其与世界上古文化相类同的文化形态。关于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该丛书前言指出:“我们以为，当代人类学的模式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能够使以微观考释见长的国学传统向‘文化破译’的方向转化，使长期以来仅限于单一文化范围内的训诂—文献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藉人类学的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知的远古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得到破解。”8借助西方文化人类学宏阔视野，积极运用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将传统国学研究和知识全球化紧密联系，对这些号称神秘的典籍进行了独创性和现代性的诠释，是一次宝贵的“新国学”实践。9
法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被西方誉为“当代思想英雄”。他立足人类学，从探寻人类普遍思维模式出发，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神话。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用科学的态度和研究方法对美洲土著千余个神话进行梳理和分析，寻找潜藏在神话背后的秩序和规则。他所提出的人类思维模式和建构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方法，为神话研究提供了可行的科学方法和新的思考角度。叶舒宪在重新梳理中国文化时，也试图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寻找中国神话时空观的恒定结构。在他早期出版的《中国神话哲学》10和《中国古代神秘数字》11中就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他运用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项分析中国神话，注意到二元对立在中国神话思维中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故价值的判断取向不是二择一而是合二而一式的，因此，把握住与这种对立模式相异的化生模式，可以对神话研究中的难题问题做出新的理解和说明，从而把一些遗失或埋没的中国神话重新建构起来，按照神话思维的内在逻辑去复原神话的体系。12《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探讨了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象征蕴涵、发生机制及人类神话思维的规律，透视了神秘数字表象背后的隐秘编码，追本溯源，揭示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华夏思维方式的特色，见证“神话中国”的理论命题。
“母题”是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在文学或文化批评中使用比较多。美国学者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认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13母题作为神话叙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具有相应的基本类型和民族性、时序性、典型性、流动性等明显的特征，表现了人类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并常常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识。通过母题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各民族神话间的文化关系，把民族神话研究引向深入。在运用母题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神话方面陈建宪最突出，他的著作主要有《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1994年)14《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1997年)15等，论文有《论比较神话学的母题概念》和《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对433篇异文的初步宏观分析》等。他的研究从作品结构的基本元素或单元入手，探寻各民族神话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解析各民族间相同母题的关系，进而找出各民族神话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
这一时期受国外神话研究理论影响的学者还有:何新受现代文化人类学中“符号学”理论影响研究神话的代表作《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16，运用民俗遗存理论研究中国神话的有陶思炎的《中国宇宙神话略论》17、徐华龙的《西南少数民族弃子神话研究》18等。
(二)比较研究、类型研究和形态学研究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前，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主要使用文艺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阶级”“政治”的视角，注重在文本细读下的思想内容研究。改革开放后，民间故事研究开始了新的探索:有运用故事类型学和历史地理学派方法探寻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流传变异的，也有运用人类学、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理论阐释故事母题的文化意蕴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还有运用叙事学和形态学理论对故事的叙述方式和内在结构进行研究的，更有将文献、口头文本和考古结合运用“三重论证法”进行故事研究的。而学者们采用最多且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主要体现在比较故事学、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研究三个方面。
1．比较故事学研究
比较研究是人文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就有学者运用这一方法研究文学。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曾被当作是资产阶级范畴的方法无人问津。改革开放后，学术禁区被冲破，比较研究再度受到学界重视，并一度形成热潮。在民间故事研究中，这一时期学者们采用最多的也是比较研究方法。季羡林先生指出:“在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最早流传而且始终流传的几乎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没有比较文学，则民间文学的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将受到限制。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丰富的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光辉灿烂，开辟一个新的天地。”19
这一时期，在民间故事研究方面，刘守华教授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最早最多，也是成果最丰富的学者。1979年，他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民间文学》第9期刊发;1986年，他的第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著作《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20出版。这部论著以十分开阔的比较视野，从具体的单一类型的比较，到整体性的文化系统之间相近类型的民间故事的宏观比较，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及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果，对中国民间故事与日本、印度、阿拉伯等民族与地区的民间故事的影响或特色之异同性作了多侧面论析，其比较范围广博、比较方法运用灵活。1995年，他的比较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比较故事学》21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编。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当代比较文学的科学殿堂上，以一种达观、开放的学术精神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领域，通过富有说服力的多民族之间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支持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关于比较文学内涵的理论;另一方面，吸取西方比较故事学理论，结合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体实际，为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故事学理论体系做了新的拓展。为此，以乐黛云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专家认为:“新时期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投入最多、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守华教授。”222001年这部著作荣获全国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山花奖”一等奖。
这一时期，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突出的成果有: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1991)，大力倡导用比较文学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给学人以有力启示。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1996)，刘介民的《从比较文学到民间文学》(1998)等，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各具特色。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主要有，如《民间故事大同小异的由来》(杨知勇)、《藏族〈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型研究》(乌丙安)，《盘瓠神话与日本犬婿型故事的比较研究》(郎樱)、《灰姑娘故事与中国民间童话》(肖崇素)、《东西方蛇女故事研究》(陈建宪)、《论印度那伽故事对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阎云翔)、《中日两国后母故事比较研究》(张紫晨)、《中日两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泛说》(钟敬文)、《中日两国金鸡传说象征意义的比较研究》(刘锡诚)、《论藏族和傣族的同源异流故事》(王国祥)、《禁忌主题与禁忌民俗之相互关系》(万建中)、《裕固族与匈牙利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钟进文)、《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刘晓春)等。23
2．故事类型研究
为便于对流传于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进行科学的研究，国际学术界把这些故事按情节与结构形式分门别类，建立了国际上通行的AT分类法。这是由芬兰学者阿尔奈创造，美国学者汤普森增订扩充后形成的民间故事分类方法。对中国故事类型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书中将中国民间故事逐一按AT分类法进行编排和解析。作者希望通过这部著作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介绍到全世界，以利于各国学者进行研究。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研究者视野的故事类型就有“天鹅处女”“蛇郎”“螺女”“狐妻”“求好运(问活佛)”“老鼠嫁女”“云中落绣鞋”“巧媳妇”“呆女婿”等40多个。不少研究者借鉴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刘魁立教授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长期以来，刘魁立教授一直从事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欧洲民俗学的研究，他在介绍和翻译外国理论方面，特别是故事类型研究方面，贡献独特。1982年，他发表了《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全面介绍和评析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尤其重点评介了芬兰学派的理论，如母题研究法、AT分类法和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1994年他又在《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24一文中详细介绍了AT分类法及其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的运用。从1998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中，可以看到其中主要篇幅是介绍国外民间文学方法和著作，其中有:《欧洲民间文学研究的神话学派》《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缪勒和他的〈比较神话学〉》《泰勒和他的〈原始文化〉》《论〈金枝〉》《论〈金叶〉》《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等等。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学者深入了解并借鉴国外民间故事研究的多种方法进行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不仅积极介绍国外各种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而且还带头运用故事学类型方法研究我国民间故事，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一时期，他运用芬兰学派的方法研究蛇郎型故事和螺女型故事，发表了《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1998)25和《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1994)26等文章，在学界产生热烈反响。《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是这一时期他运用类型学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代表作。文章将蛇郎故事类型的情节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开头、婚配、谋害、争斗、结局。在分别进行分析后认为，该故事的中心主人公不是蛇郎，而是代表善良与丑恶的两姊妹，情节中心在于谋害、争斗和结局部分的最后惩罚。文章在深入分析了各个母题的变异性和稳定性在五个组成部分中较为复杂的体现后认为，故事中推妹下井、乔扮后的辩解、变鸟羞辱谋害者等母题稳定性较强，而求婚变形争斗、最后进行惩罚等母题，则变异性极强。主要行动者的角色由不同的主人公分别担当，随着情节的展开，在不同部分分别围绕不同的主人公进行。文章还分析了这一类型中灰姑娘、田螺姑娘情节被组编进来的情况，及其各自的功能。最后他指出:“蛇郎故事，正如我在文前所说，中国拥有大量记录。日本、韩国、印度、蒙古、东南亚诸国，也多所流传。这一事实就要求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故事，以及与此性质相同的其他故事，要多加注意。”
(2)刘守华教授的民间故事类型文化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受西方民俗学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方法影响较大，更多着眼于具体作品的微观比较和不同文化体系影响的宏观考察。但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因而传统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更多地关注和研究民间故事类型的形式。刘守华先生借鉴西方民俗学和人类学相关学派理论，吸取和改进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在深入考察民间故事形式与内容的基础上，交叉运用多种方法，即运用母题与类型分析方法对民间故事开展跨国界、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以揭示跨文化体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找出民间故事和其他相关文化事象的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理论上阐明造成这些故事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探求民间故事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下产生、流传、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比如他最初写作的一组总题为《一个著名故事的生活史探索》的文章，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淌来儿”故事、“蛇郎”故事、“求好运”故事等类型“生活史”的追踪研究，不仅使他跨入了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殿堂，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故事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故事的文化学研究。宗教和民间文化虽特质不同但却密切相关。刘守华先生多年来持续进行宗教与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1982年，他发表《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开始致力于道教文化和中国民间叙事关联的探求。经数年耕耘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专著27于1991年在台北出版繁体字版后，2008年又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简体字增订版，随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些都凸显出刘守华先生民间故事研究朝向更宽广更深文化维度拓展的力度。28
这一时期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有较大的开展，甚至成为故事研究的一个热点。除刘魁立和刘守华两位先生的成果之外，有较大影响的还有段宝林的狼外婆型故事研究29，汪玢玲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30，马昌仪的鼠婚故事研究31等。
3．故事形态学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的《民间文学参考资料》(1963年)中对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方法有过简略介绍。32其后国内未见进一步译介。改革开放后，1979年，袁可嘉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中把普罗普的功能定义、六个阶段的31项功能、功能的四条结论译介到国内26。此后，王泰来、张隆溪、胡亚敏等人陆续在论著中零散介绍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方法。33叶舒宪也在1988年根据英译本翻译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定义与方法》34，将《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前言和第二章部分内容介绍给读者，这是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方法首次较完整地译介到国内。此外，叶舒宪主编的《结构主义神话学》(1988)收录了日本学者北冈诚司的《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与变形论》，对普罗普的故事形学方法的学理价值进行评述，并介绍了普罗普提出的“替换”“同化”“变更”等变形论。普罗普的故事结构形态理论虽然是以俄国故事为基础的，但这些故事大部分都能归属于国际故事的类型，其研究具有“跨文化”的意义。
这一时期，运用故事形态学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是李扬，其代表作为《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这是他在香港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他从1931年到1986年间公开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或刊物中选取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功能排列、序列间的关系及角色分布进行系统考察，对它们的叙事形态作尝试性的剖析。李扬认为“如果能以形态学的方法分析更多故事，加以归类验证，很有希望总结出一种较之其他分类法更为合理、全面，也更体现出故事叙事本质的结构形态分类法”。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是民间故事研究的基础工作，最终目的应探寻“中国民间故事叙事形态结构的深层，是否隐伏着特定的文化传统、体现着传播者的文化心理和世界观?从故事叙事中是否可以发现人类叙事的某种元语言?”35此书出版后早期反响不大，步入21世纪后在故事学界引起关注。吕微认为此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所做出的最具国际水平的批评研究”。36
三、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历史机遇
中外文化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文化最终的呈现方式如何，在它的背后总是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时代的踪迹。1978-2000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思想解放带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面向世界的学习与借鉴，立足本国的创新与发展，都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点燃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热情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关键的历史时期。通过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活力，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发展开创了新征程、奠定了历史性基础。与改革开放同行，与时代发展同步，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在恢复中勃兴，在探索中发展。
这一时期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是在这样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一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议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路线，彻底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再度点燃民众心头的希望之火。二是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再度确立。整体性的文化信念为知识精英带来了空前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他们又重新找到了献身方式和使命感。如果说整体性的目标设定来自权力话语对未来的方位标示的话，那么，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参与则表达出精英群体对这目标的自觉追随。37
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文革”中受损害最重的民间文学事业在经历了寒冬之后，蓄势待发。1980年8月，年近八旬的钟敬文先生在他《民间文艺谈薮》一书“自序”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林彪、‘四人帮’肃杀的、漆黑的文化统治被推翻了。我国广大人民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迅速回复了青春。过去被扼杀了的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工作，像春天的花木一样欣欣向荣。他给我们预示了一个无限光辉的前景。新形势是鼓舞人的。它不但给予了我以愉快的心情，也给予了我以比较顺利的工作机会。我现在将近八旬了，但在精神上时常涌现出一种‘余霞尚满天’的感觉。”38此刻钟老的心情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久经压抑的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要以学术的方式为祖国的事业做出贡献的豪情。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达到一个高潮，研究队伍壮大，学术期刊增多，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丰富，学科建设成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
(二)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民间文学通向世界的窗口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在反思与叛逆中，在各种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在个性解放呐喊声中，人们冲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中国从“十年浩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时代的巨变，这种巨变带来了文化的巨变。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管科技、教育，即倡导学术观点“百家争鸣”。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39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指针。新的“二为”方向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化建设的指针，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共中央在文化建设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调整，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化的生命和价值决不仅仅在于它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而且还在于它的超越性，具有跨时空性和超民族性。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于是有了外来文化的大量引进。“文革”造成的文化浩劫，使人们在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各类著作，被压抑许久的阅读、求知的热情骤然迸发，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以丰富自己的学术涵养，用先进理念与方法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逐步被清除，阶级斗争的话语基本上被学界抛弃，民间文学学者逐步回归民间文学学术本位，自觉地加强对民间文学自身理论的研究。民间文学是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为发展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深化民间文学研究，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把目光转向对世界民间文艺理论的学习和借鉴。钟敬文先生早在1980年发表的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的讲话中特别指出:“今后，对国内外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要认真加以整理、介绍、研究和批判。吸收其合理部分，以为建立这门学科的有益养料”。40随着新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国外文化理论的大量引进，以及民间文学学术本位的回归，中国民间文学对国外理论的引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三)借鉴创新开创了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新辉煌
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怎样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理论体系，这事关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方向。早在1980年7月5日，钟敬文先生在昆明《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的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讲话中，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先后受苏联“左”的思想、林彪“四人帮”严重影响后，他提出要“建立具有我国特点和较高科学意义的民间文艺学”。他认为要建立这种新的民间文艺学，首先，在理论上，要有所破。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民间文学的研究;第二，要重视民间文学本身的性质、特点。“必须针对民间文学的特点，它本身独具的性质去进行探索，找出规律”。第三，要扩大研究领域。扩大研究领域，就必须打破禁区。41“我们现在正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在这种创建过程中，根据我们建国的目的和要求，当然只有辨别地吸取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要批判地淘汰本国那些实在已经过时的部分传统文化(包括上、中、下三层的)。但是，我们的新文化也需要有主体。这个主体，当然应该包括我们祖先所创建的上、中、下层的优秀文化。而中、下层的优秀文化正是这种主体必要的构成部分!看不到这一点，不能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则将是不得要领的，至少也是残缺不全的。”39“我们现在学习外国的东西，不是为了学而学，学了它能不能帮助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中有自己特点的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要自己去做外国学术的附庸。这不是说不学习外国的东西，而是怎样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同时更好地去学习国外的东西。……尽管我们的学科还处于发展中，还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境地。但是我们要有这种志气!”34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90年代，当“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任务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时，随着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人们也不再迷恋于思想的虚空建构，把中国文化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的复兴。在社会文化思潮的“民间性、多元化和非形而上学化”背景下，在民间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力量的合力推动下，人们纷纷将曾经一度伸向国外的触角缩回，潜入中国传统，于是出现“国学热”，中国民间文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受到重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摆脱了在强烈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虚热态势，变得更加学理化，坚守其本位，在某些领域向纵深稳步拓进，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民间文学理论研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国际学术交流，出版一部又一部理论著作，实现一个又一个理论突破，将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这其中有不少是在学习借鉴国外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创新成果，这标志着民间文学研究在一个时期达到了新高度。
注释
1本文为中宣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理论系列”《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理论卷(1979-2000)》“卷首语”《理论借鉴与创新》部分节选。
2(1)浙江人民出版社《比较文化丛书》“编者献辞”，[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3(1)祁连休:《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4(1)钟敬文:《对中国当前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载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127页。
5(2)张隆溪:《诸神的复活》，《读书》1983年第6期。
6(3)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探索非理性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7(4)[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黄奇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
8(5)[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9(1)王建辉:《这一套书让我难忘---谈“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中国出版》2010年第1期上。
10(2)谭佳:《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11(3)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4)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13(5)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46页、第56-58页。
14(6)[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15(1)陈建宪:《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16(2)陈建宪:《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7(3)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8(4)陶思炎:《中国宇宙神话略论》，《东方文化》(南京) 1991年第1集。
19(5)徐华龙:《西南少数民族弃子神话研究》，收入田兵、陈立浩《中国少数民族神话论文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
20(6)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21(7)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22(8)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23(1)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转引自肖远平、孙正国主编的《探索者的足迹---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六十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24(2)参见刘守华《世纪之交的中国民间故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1期。
25(3)刘魁立:《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6期。
26(1)刘魁立:《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
27(2)刘魁立:《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6期。
28(3)刘守华:《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29(4)黄永林:《追踪民间故事，建构故事学体系---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评述》《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30(5)段宝林:《“狼外婆”故事的比较研究初探》，《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1982年5月。
31(6)汪玢玲:《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1期。
32(7)马昌仪:《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鼠咬天开》，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
33(1)[美]费立克斯·J.欧埃那斯:《俄罗斯的民间文学活动》，王方译，《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8辑，内部资料1963年编印，第113页。
34(2)袁可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
35(3)王泰来:《一种研究文学形式主义的方法---谈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国外文学》1983年第3期;张隆溪:《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读书》1983年第11期;胡亚敏:《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
36(4)[俄]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定义与方法》，叶舒宪译，《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37(5)李扬:《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38(6)吕微:《〈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9(1)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33、35-36页。
40(2)钟敬文:《自序》，《民间文艺谈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41(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
42(1)钟敬文:《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
43(2)钟敬文:《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
44(3)钟敬文:《正确的选择---在北京文艺界为我从事民间文艺事业7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答谢词》，载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第345页。
45(4)钟敬文:《对中国当前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载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第129-1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