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入手, 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文化空间的数字化、定量分析和预测、数字化活态传承等问题;然后, 研究了解决上述科学问题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 包括语义本体与知识管理模型、时空建模与大数据挖掘、可视化模型与智能人机交互等技术。通过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 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传承的内容和方向, 为建立健全适应数字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体系, 为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空间; 数字化; 时空模型; 可视化;
1 引言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世界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我国开始快速转型:一方面, 由科技引发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 导致非遗生存环境恶化, 依赖传统环境的非遗面临新的抉择或消亡;另一方面, 由信息技术、现代通信、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使传统意义上的非遗保护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为非遗资源的分类、保存、展示、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极大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化快速传播。
近年来, 我国非常重视非遗的数字化保护, 各项政策法规的出台、具体项目的落实与实施, 均有力推动了我国非遗保护的进程。然而, 由于参与者的主体范围较广, 知识背景差异较大, 这就出现了数字化保护手段是否能兼顾非遗的发展规律、是否能满足非遗研究人员的不同需求以及在技术实施上的可行性等诸多问题。
目前非遗数字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分别是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主要着眼于非遗数字化的基础理论与原则方针问题的研究, 为非遗数字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技术研究主要着眼于非遗数字化所涉技术的研究, 为其提供技术支撑;应用研究主要着眼于非遗数字化应用的成果形态 (如数据库、App系统等)[1]。有学者指出:数字化手段难以展现非遗的活态性,活态性是非遗的本质属性[2]。非遗数字化是对非遗保护措施的数字化,还是对传承与生存方式的数字化?特别对数字化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化技术能否优化、部分代替非遗口传、身授、意会的传承方式?数字化技术能否恢复或重构非遗的生态和文化意义?数字化技术能否为非遗保护和发展提供前瞻性的趋势研判[3]?
针对不同学者对非遗数字化提出的疑虑, 必须从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如图1所示) :一方面, 从科学角度来看, 非遗数字化问题是指那些在现有的数字化知识背景下非遗数字化保护和传承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 数字化能否还原非遗的本真性和原生性?能否揭示非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规律?能否部分或完全解决非遗的活态传承?等等;另一方面, 从非遗数字化的技术角度来看, 科技的发展能否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突破哪些技术问题?能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何种新的方法和模式?只有弄清这些问题, 我们才能有效借鉴和认真汲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 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和传承, 促进当代文化创新, 并建立起适应数字时代的非遗保护和传承体系。
图1 非遗数字化问题
2 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问题
非遗是来源于民间的动态文化, 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不断被充实和赋予新生命。因此, 要正确地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保护, 就必须弄清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问题, 尊重其发展规律。
2.1 数字化保护方面
数字化技术作为新生力量, 以其在存储、传播、应用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方法和内容。然而, 当前的数字化保护仅限于非遗的表层数字化, 对非遗的本真性、原生性、活态性的数字化保护还不够。数字化保护什么、哪些应该优先保护、如何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尚未彻底弄清。
2.1.1 非遗文化空间的数字化问题
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不只是简单地整理、记录、编辑出版各类艺术文字, 也不仅仅是录音、录像, 保留一些静态的资料, 而是要活态地、完整地、本真地再现非遗, 这就需要从以往注重非遗项目的抢救性保护, 向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转变。过去抢救性数字化保护的大部分工作仅停留在对非遗的简单记录, 注重的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如:非遗舞蹈的动作捕捉数字化、民俗节庆的拍摄等。这种数字化方式的优点是快捷, 对非遗的抢救性保护是有效的, 但缺点是它主要记载的是非遗的文化活动, 而遗漏了其文化空间的数字化。然而, “文化空间”作为一种特定的非遗现象, 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生存土壤, 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和保护提供可能性,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4]。因此, 要实现非遗数字化保护的良性发展, 其文化空间的数字化不可或缺。由于文化空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文环境, 其活态性决定了其数字化的难度。
2.1.2 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完整性问题
先进的数字化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 为全面保护非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也进一步拓展了非遗保护的途径。非遗主要由传统文化活动及其文化空间组成:一方面, 非遗的传统文化活动只有在适宜的文化空间环境下才能获得重生, 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传承;另一方面, 非遗的文化空间, 特别是由非遗所产生的心理空间和抽象文化内涵所形成的意识空间, 需要借助“开发”和潜移默化的“实践”来完成, 这些都必须依附于一定文化活动或表现形式[5]。二者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依赖。因此, 非遗文化空间的数字化还必须和非遗表现形式间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系, 才能保证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完整性。可以说, 在数字化环境下建立和谐的非遗表现形式及处理好与文化空间的内部关系, 是非遗数字化保护完整性的前提。
2.2 数字化分析问题方面
非遗大部分源于民间、存在于民间, 随着时间流转和空间的变迁, 非遗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 不断发生变化。非遗保护目前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国家划定非遗保护区, 通过维持非遗原生态 (文化空间) 的手段来达到非遗文化活动保护的目的;二是主要对文化活动进行保护。但不管是哪种形式, 我们对未来非遗的走向和发展, 一直缺乏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那么, 非遗数字化能否为我们带来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呢?
2.2.1 非遗保护的定量评估问题
运用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价值的非遗资源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主要实施内容之一。然而, 在非遗保护的实施过程中, 无论是对政策法规的影响力、保护方法的有效性还是非遗本体的监测, 迄今为止, 都没有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进行定量评估。这对数字化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数字化分析的对象是什么?需要评估哪些内容?如表1所示。
首先, 在与非遗相关的政策、法规中, 政府的实施力度、民众满意度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效益需要借助数字化的分析手段来衡量;其次, 现存非遗保护方法的有效性需要借助数字化的分析手段来评估, 如在整体性保护 (或生态性保护) 中, 建立非遗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曾产生过诸多争议, 这就需要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 只有建立在科学指标体系基础上的数字化定量分析才能得出最佳答案;最后, 就非遗本身而言, 为了保持非遗活态的、真实的、完整的、独特的“个性”, 非遗本体原生态和衍生态亟需借助数字化分析的方式进行监测, 如在非遗衍生态中, 非遗的旅游化生存模式和当前盛行的构建型文化空间 (“春晚”“七夕”) 等是否偏离了非遗的发展方向或者产生变异, 均需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 非遗数字化分析的对象和评估内容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
表1 非遗数字化评估内容
2.2.2 非遗演变的规律和推演问题
非遗保护的定量分析和评估面向的是现状, 而非遗演变的规律和推演则更多的是面向未来。非遗数字化不仅可以从文献资料中得到其历史发展变化数据, 而且可以通过田野调查, 以及对非遗项目、传承人、生态保护区的监测, 得到非遗现状及变化状况信息。对这些大数据进行存储、管理和挖掘, 是否能探索并发现传统非遗的自然生存演变规律呢?演变规律模型既可以帮助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预测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变化给非遗带来的变化;又可以对国家某非遗保护政策的出台给非遗带来的影响进行仿真和推演, 以避免人为盲目地进行保护。因此, 建立动态数据反映系统, 为非遗保护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撑, 继而制定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科学性的非遗保护政策, 实现非遗保护业务处理自动化、资源服务多样化、决策管理科学化才是非遗数字化分析的价值所在。
2.3 数字化传承问题方面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 通过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传承, 是文化及其传统中最“活”也是最脆弱的部分。认识和传承非遗, 本质上指对非遗中起决定作用的本生态的认识和继承[6]。然而, 传统的数字化保护方式, 除了说明某项非遗曾经存在外, 对于文化的延续与传承的意义有多大?应该说, 非遗数字化如果不能解决传承问题, 数字化保护也仅仅是一句空话。
2.3.1 数字化传播的有效性问题
非遗的传播是一种动态的或活态方式的传播, 它不依赖于物质载体, 在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但它更偏重时间上的纵向传播, 即代际传承, 以人为载体, 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随着老辈传承人的逝世, 他们身上的文化内涵也随之消亡。这种过分依赖于传承人的传播方式限制着传播效果的广度和深度[7]。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双重挑战下, 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很难让非遗得到延续发展, 以因特网、移动通信为主体的新媒体的高速发展, 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 扩展和延伸了非遗的传播空间, 实现了人作为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但数字化传播必须充分考虑非遗活态传播的特点, 才能使数字化传播更有效, 过去那种视频或图片加文字说明的简单传播方式显然不能满足非遗的传播要求。
2.3.2 数字化传承的活态性问题
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重点在于根据其自身特点, 建立和健全一个适合时代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活态传承机制, 使得在现代科技下非遗仍然能够得以传承, 而这个机制的核心是传承人。因此, 非遗数字化活态传承就转化成传承人的数字化保护问题。传承人的数字化保护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非遗项目传承人诸如年龄、健康状况、收入、生活地区等基本信息进行数字化建库, 同时建立一套科学的监控体系, 随时对传承人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科学全面地评估该项目的传承和保护状况, 并预测其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实现非遗传承人保护的预警;二是对传承人的技能、经验及知识进行全面的数字化, 构建传承人知识库。由于传承人是活态的, 所以传承人知识还必须具有自学功能, 即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其技能及知识也会随之变化, 这种活态传承问题给数字化带来了极大挑战。
总之, 新形势下的非遗数字化应该谋求更为长远与未来的考量, 使数字化非遗回归民众, 寻找满足公众、社会需求与未来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点, 实现非遗的数字化活态传承, 解决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问题。
3 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技术问题
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问题的解决, 关键取决于技术。可以说, 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展现和分析事物的手段, 为克服非遗的情境限制、最大程度以本真方式展示和传承非遗提供了通道, 也为建构新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方式创造了条件。那么, 面对上述三个方向的科学问题, 需要解决哪些关键技术呢?
3.1 数字化存储与管理技术
非遗数字化保护, 首先要解决数字化后如何存储和管理的问题。由于非遗主要是非结构化数据, 这就给擅长处理结构化数据的计算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 需要突破以下关键技术。
3.1.1 数字化颗粒度技术
首先需要一个数字化“度”的标准, 以确定数据存储入库的细化和综合程度, 即数据粒度。数据细化程度越高, 粒度越小;细化程度越低, 粒度越大。当前还没有针对不同非遗类项目的知识元给出较权威的定义, 因此, 探讨其知识构成及颗粒度大小是数字化存储与管理的首要任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领域细分建立非遗知识的多层次类型分类体系;二是从语法粒度角度划分知识元素的类型并建立其间的相互关系。前者需要用到专业知识进行系统的分析, 以建立非遗文化空间知识分类体系;后者更多地需要从知识工程的角度进行分析, 设计并建立非遗知识层次结构模型。以我国传统节日中秋为例,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或前后几天, 全国各地即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及其他特色活动。在对中秋节进行数字化保护的过程中, 可以从“4W1H” (即:When、Where、What、Why、How) 五个方面研究其知识的构成分类, 将中秋节专题知识细分成独立的知识单元, 如:When表示所处的时期;Where展示包含的空间地域特征;Why触发事件的原因;What表示发生的事件;How表示事件的表现方法, 以此来对中秋节文化空间信息进行记录和数据处理。
3.1.2 语义本体技术
非遗包含与地理、政治、历史等背景相关的物质载体, 以及与艺术、历史人物等相关的知识内容, 数字化存储与管理难度较大。而本体是共享概念的明确的、形式化的规范说明[8], 它既能对非遗类别、历史、动作、地域、时间、场景、道具、流程、传承人、传承谱系、文化内涵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描述, 又能对资源进行整合和管理。而语义本体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对非遗文化空间领域内的共有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 对知识进行推理。如何运用本体来获取、描述和表示非遗的知识, 确定该领域中共同认可的知识元, 并从不同层次的形式化模式上构建非遗的顶层本体、领域本体、任务本体和应用本体, 是非遗数字化存储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以传统节日中秋节语义本体构建为例:在中秋节知识表示过程中, 依据中秋节知识的分类体系和知识层次结构结论, 得到局部领域知识的主要概念和基础关系, 分别从时间跨度、地理范畴、相关人物和民俗活动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类。通过定义知识本体中实体所对应的类, 建立中秋节知识本体实体与属性之间的关系。
3.1.3 非遗知识管理模型技术
基于本体的知识管理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的获取、存储、共享、检索与重用等问题[9]。基于本体的非遗知识管理模型主要包含四个层次:元数据层、本体层、关联层和应用层 (如图2所示) 。元数据定义了数据的含义, 是对数据的描述, 元数据标准可以全面记录非遗数字化资源的内容和外部特征, 而领域本体中的概念及其关系和属性, 需要依靠元数据来进行规范和描述。但元数据无法解决资源描述的异构性和语义性, 这就需要通过构建知识本体模型对非遗元数据进行映射, 实现不同元数据之间的语义互操作。虽然通过本体层建立的非遗资源的基本语义, 揭示了资源的显性关系, 但是无法与其他资源以及外界的相关信息进行沟通, 不能被用户直接浏览和访问。因此, 需要通过关联数据的形式对本体进行再组织, 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关联数据层可以通过在不同领域的本体间建立联系, 在语义层面上将非遗知识单元进行关联, 为知识检索、浏览、可视化等其他语义互操作应用提供基础。
图2 非遗语义资源描述与管理模型
3.2 数字化建模技术
非遗及其文化空间的数字化, 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数字化存储, 而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这就要求在非遗数字化基础上, 分析各知识元之间的关系, 构建其时空模型, 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3.2.1 大数据挖掘技术
要了解非遗的发展变化规律, 就需要有能连续反映其演变过程的数据, 获取这些数据通常采用抽样的田野调查方法。然而, 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等限制, 抽样调查只能选取某项非遗的少数几个代表点进行, 难以大规模地铺开实施, 这非常不便于进行非遗监测和数据获取。随着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 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向网络发送不同非遗的图片、视频和文字资料, 这些资料蕴含了非遗丰富的时空变化信息。与传统田野调查数据相比, 这些非遗信息在时间关系、空间分布、精确度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 (见表2) , 但同时又相互补充、互为一体。时空大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具有时间、空间属性的数据中抽取出潜在的、有价值的知识的过程[10]。采用空间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决策树、最短路径分析等数据挖掘算法, 构建非遗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关系, 为时空数据建模提供数据支撑。
表2 大数据与传统调查数据的区别
3.2.2 时空建模技术
为了准确描述非遗的时空变化状态, 必须建立一个集概念模型和描述模型于一体的, 包含时间、空间、非遗事件、原因以及表现方法在内的非遗时空模型。这一模型不仅要能精确地描述非遗空间信息的物质载体, 还需完整、连续地反映非遗演变的时间过程。在众多模型中, 基于状态—事件的时空数据模型不仅能反映事物状态发生改变的详细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因果关系, 还可以及时存储非遗文化空间中事件的变更, 并保存引起事物状态发生变化的系列事件和过程, 为构建非遗时空对象的演变及各种因果关系模型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非遗数字化信息的时空建模, 不仅可以解决事件变更后的历史数据和现时数据的整合问题, 实现基于时空变化语义的查询和分析, 而且还能利用时空数据的许多定性推理规则 (如时间关系方面, 先与后等传递属性;空间关系方面, 远与近等度量属性) , 来推测非遗的地域关系及变化趋势。例如, 通过分析并构建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等各种中秋风俗习惯的地域关系及时间变化模型, 可以推测未来各地中秋习俗的衍变。
3.3 可视化与智能交互技术
要实现非遗的传播与传承, 关键是要实现非遗及其文化空间的可视化与交互。通过建构和传达复杂非遗知识的图解以及传输见解、经验、态度、价值观、期望、观点、意见和预测等, 来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非遗知识。
3.3.1 非遗知识可视化技术
非遗的传播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知识可视化模型上, 一般而言, 非遗知识可视化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非遗的知识构成分类、用户类型和知识可视化模型。其中知识源层和知识应用层分别对应着非遗文化空间的知识构成分类和用户类型。由于非遗的知识源和用户类型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如知识源的更新、用户年龄或知识水平的提升等, 作为核心纽带的知识描述层和可视化表达层必须具备一定的适应力:一方面根据非遗文化空间知识的特征及其构成分类及时调整知识描述结构;另一方面则需要选择恰当的可视化模型进行有效表达, 以便于不同用户进行知识的学习、共享与创新。当前信息技术条件下, 非遗可视化有了新的突破:制作工具越来越多, 制作方法更为简易, 表现形式更为多样。但由于非遗知识的可视化内容广、种类多, 因此, 应当构建适合非遗文化空间可视化的模型, 提高可视化模型的有效性, 这对于非遗文化空间知识的识别、命名、表示和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 对于中秋节这样的大型非遗主题, 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图很难完整表达其非遗文化空间构成, 更谈不上让用户理解。为了使这个庞大主题的知识描述更便于表示, 可以运用集合的知识, 把大的非遗主题表示成由多个概念图形成的集合, 并通过导航、链接的方式建立概念图之间的联系。同时, 可以添加图片、视频、声音、文本、Web页面等资源来帮助解释和理解在地图中的信息, 这样就形成了整个非遗主题的概念图。
3.3.2 智能交互技术
非遗要传承历史、传承文化、传承艺术, 这些传承虽然有相关联的方面, 但毕竟是各具特色的, 在其代代相传过程中也难免会发生衍变, 一些不再适合时代的东西会悄悄被摒弃, 而一些新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则会逐渐被吸纳进来。历史上, 非遗的传承方式大多是拜师学艺, 以师傅传带一名或几名艺徒, 进行传帮带。解放后形成行业在一起传帮带, 即一名师傅或几名师傅在一起带几名或几十名艺徒。前一种传承, 可以完整地传承一位师傅的绝艺, 具有一师传承的专长;后一种传承, 却可以相互交流, 互相启发, 共同提高。数字化传承在内容上可以兼顾这两种传承的优点, 但在形式上, 如何做到传统手把手、口口相传的效果, 智能交互技术是关键。智能交互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 需具有多感知能力 (语言感知、位置感知、身体感知、情感感知等) 和多交互能力 (语言、动作等) 。例如, 对民间音乐传承, 艺徒可以通过观看非遗传承人的知识可视化展现, 学习某民间音乐。首先, 通过穿戴式设备, 可以把艺徒的各种动作信息传递给计算机, 计算机把这些信息与存储的传承人动作信息进行对比, 可实时纠正艺徒的动作, 授受其技巧;同时, 把艺徒的唱词唱腔信息传递给计算机, 并与存储的传承人信息对比, 可及时指出艺徒的不足;此外, 图像识别传感器还可以跟踪到艺徒学习时的表情及状态, 掌握其学习时的各种心理情绪问题。整个过程犹如一个传承人或几名传承人在一起带几名或几十名艺徒一样。
4 总结
通过数字化技术将非遗转化为数字文化形态是现代科技介入文化保护的典型应用。文章从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性与技术性两个层面, 分别探讨了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问题。从科学层面看, 非遗面临文化空间的数字化、定量分析和评价、数字化活态传承等问题;从技术层面看, 非遗面临着知识存储、时空建模、知识可视化与智能交互等技术难题。科学问题为技术的研发指明了方向, 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应用, 为非遗数字化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数字化技术保护非遗, 有助于实现非遗的永久性保存, 为非遗的教育传播提供丰富的数字化学习资源, 促进非遗的更新、传播和传承。只有厘清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核心问题, 健全非遗数据的知识存储和管理机制, 建立非遗项目、传承人、生态保护区的监测系统, 大力促进大数据挖掘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才能加深人们对非遗发展和演变的理解, 并最终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数字化传播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