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阮仪三,80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博导
张良皋,91岁,著名古建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系创始人
中国文化遗产界有两位著名人物:阮仪三“以死保周庄”、“刀下留平遥”,留下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传奇故事;张良皋对鄂西武陵文化,特别是对巴文化有独到见解,他提出的土家巴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去年,他们同时被授予“中国民族建筑终身荣誉奖”,与关肇邺院士一起成为当年仅有的3位获奖者。
11日上午,在华中师范大学9号楼演播室,两位“80后”和“90后”大师围绕平遥、周庄、鄂西土家建筑等古城建筑保护案例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这场世纪对话成为以“大学与城市”为主题的第三届“无界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揭幕“大戏”。
恩师5角钱让他考上武汉名校“探花”
拄着拐杖上台的张良皋先生,思路清晰,谈话中不乏特有的“张氏幽默”。他对70多年前恩师替他垫付的5角钱报名费感念不已:“我当时考的是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当年是湖北省头号学校,这是很难考上的,我考了个‘探花’,总算对得起我的恩师替我交了报名费。”
阮仪三出生于扬州的书香世家,因战乱随父亲逃难苏州,在一个大宅院里生活。“那时我大概四五岁,就跟着哥哥姐姐读了一年的私塾,记不清楚学了什么”。
两位老先生的人生轨迹都有过军旅生涯。抗日战争时期,张良皋在读中央大学二年级时,弃笔从戎,做过远征军的翻译,相当于少校军衔;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阮仪三在海军服役5年,立过战功,复员后报考同济大学。
两人不约而同选择了相同的专业。张良皋因一幅仿罗马式教堂的“极美”水墨画的吸引,让他对搞建筑一见钟情;阮仪三因父亲被划为右派,选择了远离政治的“土木建筑”。
梁思成大哭都没能保住北京古城墙,你怎么三言两语就保住了平遥
对话进入“看图说话”环节,大屏幕出现一幅幻灯片:贵州镇远古县全景图。
张良皋先生说,多年前,这里是他每次坐火车从昆明到武汉的必经之地,这个山口上小城仙境般的美丽令人心仪。
“这个美丽的古城能保护下来,我要为阮先生鼓掌。阮先生听说镇远县在搞‘整容’,担心整容成毁容,赶紧自掏腰包坐飞机赶到那,自告奋勇地帮他们做规划,终得以留住一座完整古城,这个丰功伟绩应当记在阮先生的头上。”谈起阮仪三“刀下留平遥”的事,张良皋风趣地向阮仪三求教:“当年,梁思成哭了一大场都没能保住北京古城墙,你怎么三言两语就保住了平遥。”
阮仪三风趣作答,请了“尚方宝剑”,搬去了两个全国政协常委,一个是建设部总顾问,一个是文化部文化处处长,把他们请到了山西省,省长发了红头文件,让平遥古城按照阮仪三的规划来实施,并拨下8万元修缮古城,上世纪80年代,这笔钱数目不算少。“还有一招,就是把当地所有搞城市建设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培训,我出钱把古镇的镇长们一起请到外国学习,学习后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听完阮仪三的回答,张良皋开怀而笑。大屏幕又出现一幅画面:洪山宋代无影塔。张良皋回忆了当年费尽千辛万苦,一块石一块砖一一编号,为这个“国宝”完整搬家的故事。“能原汁原味留住这座塔,着实不易。”
明代武当山建筑群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性建筑
对话现场,张良皋提出,西方有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也有。他认为,明代所建的武当山建筑群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性建筑,其建筑艺术水平登峰造极,它1418年建成,比欧洲文艺复兴的标志建筑佛罗伦萨主教堂完成时间还要早1年,中国的文艺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分秒不差,“因此我要极力鼓吹,中国文艺复兴从来没有落后”。
阮仪三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只有新城建设运动,而没有古城复新运动。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很多地方在进行“建设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
“我们现在所谓的八大古都是‘吹牛’的!”阮先生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古都说起来很好听,文字上有记载,但是就是找不到东西,北京元朝的东西给拆掉了,洛阳城里已经没东西了,西安兵马俑很好,但是兵马俑不是城市,是陪葬品。
对话现场,两位大师还亲笔书写对联。张良皋的上联是“发扬国故”,阮仪三下联为“留住乡愁”。现在中国的古村落正以每天70个的速度在消亡,目前已消失了70万个,还剩40万个。两位大师感慨:现在最迫切要做的事就是“留住乡愁”!
专家观点>>>
汉口租界和武大老建筑
都有申遗潜力
安德斯博士是第三次来到武汉,他说,汉口租界历史建筑群和武汉大学老房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安德斯博士看来,位于长江两岸的这两处历史建筑群,都是具有共享遗产特征的文化遗产,都有申遗的潜力。他认为,除了研究工作,同时需要去做的,还包括通过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它们价值的认识。“这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关于这两处遗产,只能够在我们一个小的专业人员的圈子里知道,而不能影响当地居民及整个武汉市民的认识。”安德斯说。
安德斯告诉记者,这几天,他通过对武汉的了解,发现武汉当地开展了相当多的关于建筑的研究工作,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整合这些研究成果,把它们传递到更广泛的人群当中。政府应该了解这些遗产建筑的所有者、相关利益方,及在里面居住的人们,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遗产的。安德斯说,从在欧洲的实践来看,这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政府的相关决策工作来说尤为重要。
文物保护可成为
改善城市的催化剂
苏·斯塔科夫斯基说,她对武汉最大的印象是“特别大”,尤其是汉口租界一些领事馆建筑很有特色,她对它们的历史很感兴趣。同时,她也很想知道,武汉是如何将这段历史告诉下一代人的。
会议期间,苏·斯塔科夫斯基和其他专家一道抽空参观了武汉市民之家的城市规划展览馆。在介绍武汉具有3500年历史的展厅,她用相机拍下了英文介绍内容。她说,她比较关注遗产与历史对城市所起的作用。
论坛上,她宣读《城市历史性环境中的适应性再利用: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时,强调当城镇和城市再生时,文物保护可以成为城市改善社会、经济和环境产出的催化剂,而遗产引导的再生,关键是要理解一个地方遗产的意义。
她说,武汉有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关键是要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它们。她希望武汉的政府和学者,能够从她所讲的成功案例中吸收有益的做法和建议。
将武汉文化与历史
纳入到大学教学中
年届八旬的拉孔特博士是世界遗产项目评议人,曾于1970年代代表比利时出任联合国代表,并一直是联合国人居环境方面的评审专家。
拉孔特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武汉的热情支持者,他1964年即来华访问。2011年,武汉承办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年会,他是主要支持者和组织者。
他认为武汉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成果可圈可点。印象最深的案例,是对一处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一个废弃的工厂,转身成一个艺术区,非常好,遗憾的是名字记不得了。另外,对租界时期建筑及遗产的保护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这些文化遗产都是城市形成竞争力的要素。
听说武汉拥有100万大学生,他认为,这非常了不起,应该将武汉的地域文化及历史纳入到大学的教学中,让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人文和遗产,大学与城市的融合也应该是历史与文化的相融共生。
大学与城市空间
应无缝“对接”
一所大学院内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公共交通枢纽,这对大多数国人的认知来说,难以想象,因为中国的大学用围墙将校园与城市公共空间割裂开。华特先生介绍了加拿大一些大学校园与城市公共空间无缝“对接”的成功案例。
这是华特先生第4次来中国,第2次来武汉,他说,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交通便利发达,文化交流活动非常多,三镇人文氛围厚重,辛亥革命遗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华特说,在他的家乡加拿大没有一个面积和规模这么庞大的城市。他说,武汉的老建筑保护得非常好。
他说,对于武汉而言,“大学与城市”该如何发展和相融,是个很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校长发言>>>
大学与城市:共生共荣、砥砺同行、相互牵引
李晓红(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和大武汉因武汉这个同样的名字共生共荣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部大学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成长史,一代代武大人用思想与智慧在武汉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武大印记”。
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城市的文明建设,是大学承载的光荣使命。武汉大学在复兴大武汉的宏观格局中,成功扮演了三个角色:出色的预言家,可靠的加油站,默契的合伙人。
大学与城市应该具备以下关系:大学发展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大学精神与城市精神“砥砺同行”、大学创新与城市创新“相互牵引”。
武汉大学与武汉这座城市之间到底应该构建怎样的互动关系?唐良智市长在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典礼上讲到:“有什么品质的大学,才有什么品位的城市”;“武汉大学需要做的事我们一定做好,武汉大学不希望做的事我们坚决不做”。
最后,我想引用一句话作为唐良智市长在武汉大学120周年讲话的回应:只要大武汉有召唤,武大人就必然有行动;只要武汉市人民有期待,武汉大学就必将努力有作为。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重要功能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伴随着巨大的文化变革,而每一次文化变革,大学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大学与社区的互动尤为重要。高校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科研、信息资源的宝库,对社区有“三个提升”作用:提升社区居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性,提升社区居民完善自我的意识,提升社区及居民的文化品位。反过来,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为高校提供了“三个平台”:优质的教育平台,社会化平台,思想道德教育平台。
要高度重视高校与社区的协同共治,比如位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内的黎元洪墓,学校与周边单位和社区共同予以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政府应主动担当起高校与社区融合的推动者,高校则要加强与社区的对接及互动。建立高校与社区协同融合及共享机制,比如加强沟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研判,了解发展需求,确保实现双赢;加强宣传,激发双方参与积极性等。
打造世界级名校与名城
邵新宇(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
现代大学往往坐落于城市之中,它同时是城市的大学和市民的大学。大学与城市在空间上融为一体,在功能上相互依存,在文化上和谐共享。思想与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大学是思想与文化的策源地。
创新能力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而大学是科技和知识的创新地;人才是城市的活力之源,而大学是人才聚集的高地。
纵观世界各国,名城与名校交相辉映,此兴彼起,共赢发展。名城是孕育名校的摇篮,名校是成就名城的希望。大武汉支撑了华中科大“天时”、“地利”、“人和”;华中科大支持了大武汉,它是创新人才的摇篮,是科技创新的引擎,是社会服务的典范及文化传承的高地。
《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是迈向世界级城市的位列,华中科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设想,其目标是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发展目标的交会为校、市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华中科大作为国家985高校之一,将与武汉市携手奋进,共同成为世界级名校与名城。
历史遗产保护面临诸多误区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
当前历史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误区,比如发展与保护并重还是发展优先于保护;保护与旅游开发混淆,以保护之名行经济开发之实。重视房屋质量较高的历史建筑,忽视破旧的历史建筑;重视“挂牌”、“申遗”,忽视建设与管理;大量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旧街区,又大量建造假古董等,这些误区广泛存在,特别是旧城改造的模式单一,使城市成片拆旧建新。
保护的根本出路在于适度改造与再利用,使用中的建筑的保护不同于其他文物的保护。建筑的生命在于使用,使原有功能的延续与新功能转换,适度改造与合理再利用底线取决于历史文化价值。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法律制度层面还需要完善,既包括国家法与地方法的衔接,也包括各相关法律的衔接;在教育研究层面应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与课程体系。
(以上均由记者蒋太旭整理)
长江日报:http://cjrb.cjn.cn/html/2014-10/13/content_5376864.htm